1、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既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路径，又确保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引入市场机制，走市场化道路，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市场内涵，真正确立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中的资源优化整合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领域。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而且具有精神文化属性，承担着文化传播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果在市场化进程中放弃或者弱化文化的引领功能，文化产业发展就有可能走向歧路。因此，应在促进文化企业充分发挥其市场能量的同时，不断引导其提升社会服务功能，把文化的经营性和公益性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2、正确处理政府文化力量与民间文化力量的关系，把政府的助推力量同民间的自发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合力。长期以来，政府集中了大量文化资源，一直承担着管文化和办文化的双重职能。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也制约了民间文化力量积极性的发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民间文化力量开始逐步释放出来，形成了活跃的民间文化生产力。但是，民间文化力量较为分散，难以形成规模，而且往往缺乏全局战略，这是影响其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的一大因素。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明晰政府的文化服务职能，使政府的文化资源更多地集中在发展公益文化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得到实惠；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完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发展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化力量的积极性，释放民间文化资源的能量，引导和规范民间文化实体规模化发展，把民间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实现政府文化力量与民间文化力量的良性互动，形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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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确处理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在大力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同时，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做法，尽快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但必须注意的是，文化不仅有世界性和普遍性，也有民族性和国家性。在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出现了意识形态文化化与生活化的趋势。一方面，文化产品中融入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内容，文化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向文化靠拢，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开始变换形式，由原来直接的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综合方式转变，一些原本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在戴上文化的面纱后呈现“中性”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注意在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同时，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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