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日，在加沙地带的拉法，以色列空袭后，巴勒斯坦人带着行李撤离（视觉中国）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萧 达 甄 翔 陈 康 柳玉鹏
“以色列不理美国总统拜登画下的‘红线’，持续加大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十多万惊恐的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逃离。”英国《卫报》12日担忧称，尽管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和美国威胁停运军火的“最后通牒”，以色列对拉法的大规模全面进攻或已箭在弦上。一个明显信号是，当地时间11日，以色列再次发传单强令拉法市中心区域的巴勒斯坦平民撤离，这可能让已持续7个多月的巴以大规模冲突进入到“最血腥的阶段”。对于在拉法的巴勒斯坦平民面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担忧，并强烈反对以色列对拉法的全面进攻。然而，此前曾公开反对以军全面进攻拉法的拜登11日却把矛头对准哈马斯，声称“只要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明天就会停火”。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一方面称以色列的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声称“以方作出的有关保护平民、遵守国际法的保证仍然可信且可靠的”。对此，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众多声音批评美国政府“双重标准”。
以军再次发出撤离令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11日一早，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散发传单、手机短信等强令巴勒斯坦人在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前撤离拉法。该报记者在现场报道称，拉法出城道路挤满了外逃的人群，破旧的轿车和马车上挤满了人和行李，更多人扛着行李在炎炎烈日下行走，还有伤者坐在轮椅上被推着，甚至被抬着走，场面混乱而凄惨。根据联合国驻该市官员的统计，目前出逃难民已超过28万人，其中近一半是在过去24小时内离开的。联合国官员称，拉法正在“被清空”。
《卫报》称，尽管联合国、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和盟友一再呼吁克制，但以军对拉法新的疏散令和近两天来持续进行的袭击，可能是全面进攻的前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军队可能最早周日进入拉法市中心，并继续在全城发动进攻。
“以军投下传单说从拉法到扎维达（以军宣称的安全区）是安全的，人们应该撤离到那里。有些人这样做了，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拉法居民哈提卜这样对路透社记者说，“他们的尸体都被肢解了。这里没有安全的地方。”报道称，在11日的空袭中，哈提卜失去了10名亲戚。
美联社12日称，以军当天已深入拉法市内，并已完成对拉法东部地区的疏散，准备对这个巴勒斯坦平民最后的避难所发动全面进攻，这既无视日益增长的难民潮，也不理“来自亲密盟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以色列还占领了拉法通向埃及的口岸，关闭运送援助物资的通道。当地居民在逃离拉法途中对美联社记者说：“难道我们要等死吗？”对于以军在拉法的行动，以军发言人哈加里12日称：“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正在继续。”
美国报告“完全自相矛盾”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全面入侵拉法可能会引发一场‘史上最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法新社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日再次呼吁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并开放向拉法运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通道。代表欧盟27个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将拉法受困平民疏散到不安全地区的命令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敦促其不要在拉法采取地面行动。”此前一直支持以色列的德国总理朔尔茨11日在一场媒体活动中表示，以色列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是“不负责任的”，德方对此“提出警告”。他称，一旦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将没有任何办法能避免大量无辜平民丧生。
与此同时，此前公开对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的美国总统拜登却不再提“停运军火”的事。当地时间11日，拜登在西雅图一场竞选筹款政治活动中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声称：“只要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 明天就能停火。”法新社称，在此之前的3场类似政治活动中，在对以问题上“日益孤立的”拜登都刻意避免回应有关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发出停运军火的“最后通牒”，只是做表面文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0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有理由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使用美国武器时“违反了国际法”，并列出了可信的平民与救援人员伤亡案例予以佐证，但报告同时指出，由于战局的复杂性，美方“没有完整信息来核实”以军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基于此，美国政府认为，以方作出的有关保护平民、遵守国际法的保证仍然可信且可靠”。
这份报告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广泛批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主席加斯帕德对报告表示失望，称美国政府在看到加沙地带发生的情况后居然得出这一结论，“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也表示：“这份报告完全自相矛盾。”“我认为他们（拜登政府）认识到情况有多糟糕，但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他批评称，拜登政府实际上“回避了所有棘手的问题”，并极力避免将以色列的行为与停运军事援助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就拜登威胁对以停运军火一事表示：“你相信白宫所说的一切吗？许多例子表明，实际情况会恰恰相反。”她说，白宫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如果有必要，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
美以“前所未有地被孤立”
对于巴勒斯坦平民面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纷纷强烈要求阻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10日，南非向国际法院提出紧急请求，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来限制以色列，包括命令以军从拉法撤出，并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国官员、人道援助组织、调查人员和记者“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国际法院引述南非的文件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存构成了“极端风险”，“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死亡，需要法院下达命令以确保他们的生存”。国际法院还宣布，继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之后，利比亚也申请加入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支持南非。
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不会停止种族灭绝行为，这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应该对他发出逮捕令。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开始考虑在加沙地带部署一支维和部队。”
同一天，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决议通过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多国代表排队祝贺巴勒斯坦代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决议表决后发言时表示，巴以冲突几十年来循环往复，一代代巴勒斯坦人民失去家园，在占领之下颠沛流离，是当今世界不断撕裂、持续流血的伤口。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夙愿，正式加入联合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傅聪还表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使用否决权，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所作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1日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这一压倒性多数投票结果，反映了以色列和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前所未有地被孤立”。
《纽约时报》11日称，随着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世界各国纷纷“背弃”以色列。“土耳其停止了与以色列的贸易，国际法院正在审查以色列领导人是否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和校园，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计划本月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报道引述以色列学者的话称，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对世界的态度感到困惑，对美国校园的抗议活动非常不解。这个国家“曾经积聚到的国际善意已经荡然无存”。▲
延伸阅读
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北京会面 悲观情绪却笼罩阿拉伯世界
近日,在中方主持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北京就内部和解展开磋商（以下简称“北京会谈”），并取得积极进展，新闻消息一出，只要是关心世界大事的中国民众都感到高兴，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寻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很多中国同胞都单纯地以为，在中东，人们一定也是一样的反应。对中东人来说，这一条消息当然很有分量，不过，“中东”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那里的情况错综复杂，并不是铁板一块。从“族群”上而言，目前，那里有三大种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即所谓雅利安人）、土耳其人（即所谓突厥人），此外还有其他族群如库尔德人，不同族群当中又穿插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基督教徒等等。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概念，彼此之间并不等同。如，“伊斯兰世界”是将世界上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包括在内，指从摩洛哥、土耳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北至中亚，南到东非，甚至还包括许多国家里的穆斯林社群；中东大致与“西亚”重叠，但又包括北非的一部分，并且，近年还出现了“大中东”概念，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等国囊括进去。
其中，不管土耳其人有多大的野心、经西方灌输了多么疯狂的迷魂汤，但目前的实际状况为，土耳其人的主体生活在“土耳其（突厥）”那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高度重合；伊朗人也是同样，在近代建立了民族国家“伊朗（雅利安）”，伊朗民族主要生活在伊朗，出了伊朗，伊朗人便变为少数族群与移民群体。也就是说，土耳其与伊朗都是中东国家、西亚国家。
但是阿拉伯人不同，在近代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国家，那些国家分布在北非与西亚，最西边从摩洛哥起，沿着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到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构成了媒体中经常提到的“阿拉伯世界”。
地图上的“阿拉伯世界”（图片来源：网络）
上述种族划分是否符合历史，是另外一个问题。单论现状，当代中东的复杂格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并且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如此的世界体系之内，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的主体人群是阿拉伯人，与北非同西亚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同种同族。同时也明确的是，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不是波斯人。
我国人往往不了解情况，把伊斯兰、中东、阿拉伯三种不同范畴混在一起。去年，中伊沙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签订后，一位朋友高兴地对我说：“阿拉伯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那种误解大致相当于，中国和日本形成某项合作，一位阿拉伯人感叹，中国人就是抱团呀！（好玩的是，这正是目前中东人的看法，认为“东亚人”都是“中国人”。）
中东局势迷雾重重，所以，当我们谈论那里的情况时，要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描述。本文就单只谈谈阿拉伯世界对“北京会谈”的意见。
阿拉伯世界失去了自信
阿拉伯人当然对“北京会谈”很敏感，但普遍认为不会取得实质成果。他们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目前采取的方式也不会有多大作用。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那样一种理论：
中国在利用时局，推进新的中东秩序、新的世界秩序。
埃及作家穆拉德《加沙战争与世界秩序中》的说辞便很典型：
“（‘洪水行动’以来）中国和俄国利用政治、战略以及地位等方面的形势去瓦解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并强化他们的领导角色，将美国的领导角色取而代之。”
为此，两位青年学者（一位为在澳洲大学就职的阿拉伯学者，一位为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西方学者）联合在阿联酋《民族报》上发表《什么才是中国在加沙—以色列战争中的真实立场？》，针对流行的喧嚣，指出：
“在该地区，目前并没有出现从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如果真的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向中国和平的过渡，没有那样一种持续转变的过程”，“我们所作的研究显示，中国并不觉得，接过美国传统上在该地区的霸主角色，是什么优选的脚本。”
《什么才是中国在加沙—以色列战争中的真实立场？》截图（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难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得不到重视。
在今日阿拉伯世界，失败情绪弥漫，人们普遍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主体意识，甚至自我厌弃、自我否定，便任由西方的“帝国理论”侵蚀心灵。
媒体精英群起宣扬，中东自古就是帝国争霸的场域，因此今天也逃不过由帝国笼罩的命运。接着就顺水推舟，把整个中东的命运归为大国强权的“事务”和“责任”，即，大国要从中东获利，同时就必须进行治理和管控。其中一位典型人物便是沙特报纸《中东报》的主编哈桑·沙尔拜勒，他是个铁杆亲美派，作为有良心的资深记者，一次次身临中东与非洲的苦难现场，让他深感无力与挫折，可是，他却坚信“世界需要一位警察”，而那位警察只能是民主灯塔美利坚。在2024年初一篇《战争、意外与地震之地》中，他把围绕着加沙的冲突歪曲为伊朗试图驱逐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并取而代之，竟公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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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中东）目前面临一场变化了的战争，引出了这个问题：伊朗在该地区的边界在哪里？美国在该地区的边界在哪里？”
上述发问体现了阿拉伯人目前的共识（少数左派人士除外），那就是相信“帝国是无边的”，亦即，帝国的势力扩张到哪里，其有形或无形的疆界就延伸到哪里；帝国的扩张不可避免，因此其疆界的延伸也就不可避免；并且，帝国的边界也有权力在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随意延伸。什么国家主权，什么世界秩序，遇到帝国的灵活边界通通作废。
如今，像沙尔拜勒那样的亲美派越来越孤立，其实他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阿拉伯人民无力掌握自身命运，又目睹了美国在中东称霸的失败，便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大国，主动把中东包括阿拉伯世界划给了中国的“责任”，等着中国去替他们解决全部问题！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后，塔利班鸣枪庆祝
这就形成了中阿在认识上的鸿沟：
中方认为，中东当然是中东人的中东，中东人是中东的主体，中国只能是一股友好的、积极的、向善的辅助力量。中东要变好，只能靠中东人民自己想办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阿方却相信，中方才是主动一方，整个中东都成了被动一方，是中国不能推卸的负担、必须出手管理的对象。——中国人民满怀希望地等着阿拉伯世界支棱起来，没想到人家直接卧倒了。
在那样的心态下，阿方反而谴责，中东乱局持续至今，且日益恶化，部分原因在于东方的那条龙支棱不起来。媒体上充斥着此类言论：
“中国未来将通过外交来保护其各条贸易路线和各石油区，也许还会通过战舰加以保护，一如葡萄牙、英国和美国过去也曾试图在我们地区保护它们的各条贸易路线。”（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沙特美国冲突将要结束了吗？》）
“为什么沙特不与中国签订防务协议？事实是，北京是避免这种情况的一方。尽管它是石油的最大买家，对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但与过去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不同，它采取的策略并不依赖军事力量来保护其在海湾的利益。它在该地区没有成阵的舰船、航空母舰和军事基地，也没有卷入地区冲突，只依靠其巨大的经济实力来实现目标。 海湾地区目前发生的事情很罕见，这种讽刺逃不过任何人的眼，尤其是与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相比，在南中国海，美国和中国通过军事行动及对立的盟友直接对峙。然而，在海湾地区，双方势力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的良好关系得以共存。”（同作者《在利雅得的微妙平衡》）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东问题涉及国际政治，两件事情性质不同，对这一点，阿拉伯精英加以断然否认。
萨贝娜·悉迪圭《中国在中东的推进充满了各种局限》一文引用了王外长的话：“中国坚定支持中东人民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自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然而，阿拉伯人就是听不懂这话的意思！该文竟将中国的这种主张理解成“申明了北京对该地区的承当（commitment ）”，直白表示：“（中沙）两国关系的最大不足（setback）之处，就在于缺乏北京的一种军事角色。”
如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反复提及的，要求中国直接派军队，是阿拉伯世界的共识，早在叙利亚发生战乱时，阿拉伯人就真心相信中国会派大军前去平叛。埃及亚洲研究专家、金字塔研究中心教授穆罕默德·法耶兹·法拉哈特在《埃及人眼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文中即坦言：
“尽管相较于以往中东地区的那些危机，当前的中东危机里，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但这方面仍有待提高和加强……叙利亚危机暴露了中阿之间缺乏某种协调，或者说中国与某些阿拉伯国家在立场上的冲突，因为有几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加快叙利亚危机中的外部军事干预进程，这令中国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指责。”
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中国为巴勒斯坦与中东的和平不懈努力，但阿拉伯人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明明有军队，为什么不派出来？沙尔拜勒在《控制住第二次纳克巴（Nakba，阿语专用词，指以色列占领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流亡）》中对美国感激涕零，“（美国的）舰队和运输机到了。这一角色特别地强派了一种巨大的责任给美国。对这场冲突出手，通过停止新的纳克巴以防止其再度发生，成了它的责任”，相形之下，俄罗斯与欧洲无暇顾及，而“中国不愿意也没那个能力”。
阿拉伯方面对“三方协议”的理解
在如此的迷思中，举凡涉及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事情，阿拉伯人都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例如，去年，“三方协议”签订后，中国民众普遍都很高兴，大家自然地认为：中国帮助沙特和伊朗疏通了关系，接下来，沙特和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就可以在中东的大舞台上团结合作，共同为好日子努力了，希望中东就此出现转机吧。
但是阿拉伯世界的解读却全然不同，他们的认识为：该协议的主体并非那两个中东国家，而是中国，两国和解根本不是沙特和伊朗的事务，而是中国的事务，相关的权与责也在中方。所以，沙伊和解能否持续，能否得出好结果，不是看那两个国家的能耐，而是看中国的能耐。在他们看来，沙伊和解，是中国在中东“加强其存在”，也是中国方面的“成功”。如果后续情况不佳，那将是中国的威信受到损害。
伊朗与沙特在中国的调停下达成和解（图片来源：网络）
沙特的伊朗研究国际中心负责人苏拉米博士在《结束伊沙信任危机有待更多努力》中甚至有这样的言论：
“伊朗清楚，一旦违反在中国赞助（patronage）下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协议条款，会有何等的后果。伊朗领导人命令官方电台停止对（沙特）王国的负面报道、贬损评论和批评。尽管如此，协议签署后，伊朗各家媒体对沙特阿拉伯的一些负面内容仍然继续着，这违反了不干涉它国内政和保护各国主权的原则……对沙特王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和侮辱。”
《阿拉伯新闻报》主编费萨尔·阿巴斯则在《伊沙协约的三种后果》中道是：
“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原文如此，阿拉伯精英真的不学历史），且是对其作为全球超级大国所受尊重的考验”，再加上中伊签订了二十五年协议，“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巨龙将压在德黑兰的脖子上呼吸，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在我看来，这是（确保三方协议得到执行的）唯一途径。”
今年3月11日，三方协定签订一周年之际，苏拉米在《阿拉伯新闻报》发表《协定一年来的沙伊关系》，盘点了两国取得的成果、关系发展缓慢的领域，并指出，双方长期积累的信任危机很难快速解决，然后又说：
“与此同时，中国对该协议的推动标志着该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重大外交转变。因此，与任何破坏协议的企图针锋相对，持续获得成果，持续进行修复，就格外必要了。”
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表现得好，那是东方大国有了面子和里子；如果伊朗不乖，那丢脸和利益受损的是某龙。
阿拉伯世界将伊朗定性为扩张主义
《协定一年来的沙伊关系》充满了对伊朗的否定与指责，而这正是阿拉伯世界目前的“政治正确”。
阿拉伯诸国与伊朗的矛盾非常复杂，不过，沙特与海湾国家建立了一套官方话语：
伊朗实行帝国主义，在本地区持续进行扩张，在邻近国家扶持代理人，给那些国家制造动荡。而驱使伊朗那么干的是一股“邪恶的力量”，今日伊朗的政治制度是“魔鬼的制度”，一心要“动摇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反过来，伊朗对沙特有着同样的指责，并且多加一条罪名，那就是沙特与美国的关系损害中东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伊朗方面的问题且放一边，待有机会另谈，今天先谈阿拉伯方面对伊朗污名化的目的。
一旦把伊朗定义为帝国主义国家，那么它的一切行为就变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蓄意破坏，于是，美国对伊朗的剿杀便被洗白了，有了正当性——惩罚和遏制“流氓国家”，维护美国单极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此般对伊朗的定性，让路人也不免要为之不平。去过伊朗的人都知道，美国持续的高压制裁，实际上是把伊朗变成了一座无形的大集中营，伊朗人民困在其中，近乎与世隔绝，丧失了发展的机会，更丧失了与世界人民交流的机会。在伊朗，会明显感觉那个国家停滞在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连满街跑的汽车的车型都是一九七零年代的欧美车型，而在伊朗之外，那样的车型只能在老电影里看到了。可是，被困在集中营的受害者，其自卫与反抗竟被污蔑为帝国主义扩张，这是颠倒黑白。
不仅如此，掌握阿拉伯世界话语权的当权群体还把“抵抗之弧”判定为伊朗用以瓦解阿拉伯的工具。“抵抗之弧”是近年来形成的说法，即由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赛武装形成了一条抵抗的弧带，最初称为“什叶派之弧”，现在也称为“抵抗轴心”。究竟该怎样理解抵抗之弧，本是见仁见智，必须加以认真研究、争论、探讨，揭示其复杂性。可是，阿拉伯当权派建立的官方话语咬定，抵抗之弧仅仅是伊朗进行扩张的工具，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领导者都是伊朗的代理人。这种话语生成了一种图谱，在那一图谱里，抵抗之弧各部分的反抗，都不再是当地人民绝地求生的抗争，而是伊朗抢夺阿拉伯人的地盘。于是，无论是伊朗与阿拉伯的矛盾，还是抵抗之弧各部分的行动，都变成了伊朗“将美国从中东驱逐出去之梦”（沙尔拜勒《中国厨房里的伊朗火焰》）。由此形成一种立论：
美国一切针对伊朗的行为，尽管有其自身利益，但同时也是在保护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相反，现制度的伊朗其存在本身就是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真正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阿拉伯当权派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判定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具有“魔鬼”性质。沙尔拜勒竟在文章中如此表达：
“伊朗是否发现……伊朗想成为‘大撒旦’的头号伴侣之梦难以达成？”
一旦强加了这款宗教审判所风格的定罪，那么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携手合作便绝不可能，共御外侮就更不可能。我们的观念是“远亲不如近邻”、“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但看来中东人并不那么想。
了解到这一点，不仅有助我们明白近四十年来中东的风风雨雨，更让我们多少理解“洪水行动”之后的形势。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充满失败情绪，根本没有掌握命运的自信。“洪水行动”刚发生之时，整个阿拉伯世界深受震撼，产生了一丝亢奋。随后，加沙持续的苦难折磨着人们的心灵，阿拉伯人感到屈辱、愤怒、无助。然而，抵抗之弧起来行动，至少阿拉伯的即得利益群体备感惊恐，一心为自家的身家性命盘算。他们不肯修改既定的政治话语，仍然断言：
“今日，伊朗关联或支持的多个群体仍然是具有影响的角色——例如，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中，（伊朗）助力扩大冲突，让冲突扩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45年既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如何重塑本地区》） “随着德黑兰掌握战略领导权”，“那些民兵打着解放耶路撒冷、收复阿克萨和坚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旗号，怀揣着背叛与可鄙的心思，掩盖（他们在打）破坏该地区稳定的战争（的真相），以此作为扩散霸权的策略，日益壮大舆论，鼓吹他们在对抗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大伊朗”与本地区的永久战争》）
“洪水行动”两天之后，《阿拉伯新闻报》发表了巴勒斯坦学者巴鲁德的动情文章《阿克萨洪水的原因与蕴含的意义》，指出：
通过选择动手的日期，“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希望发出一条明确的信息：巴勒斯坦的事业仍然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事业。”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掌权者与文化精英想的全是怎样尽快妥协，把抵抗之弧压制下去，换个苟安。
所以，在他们的想法里，最好东方大国派军队过去，进行全面的控制，既控制以色列，防止第二次纳克巴造成难民潮，也控制抵抗之轴的行动，平息事态。
然而，盼望的力量不肯到来，阿拉伯人感到失落和不满，在他们看来，那是东方大国对他人无动于衷的冷酷性格使然，那个大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漂浮的尸体”没日没夜地漂过。
阿拉伯人的困局
我们不难看出阿拉伯人想法里的混乱：
假设伊朗真想搞帝国主义，因此它是邪恶的，那么，一个异质的遥远国家——比如美国——作为帝国，把其边界延伸到中东内部，而且想蜿蜒到哪里就蜿蜒到哪里，怎么反而倒成了一件好事，是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的呢？
原因想必很复杂，有待学者们加以研究和分析。但我一定要说一句，我们受惠于五四以来的优秀思想传统，在我们，只要一个国家对中国搞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不管它是邻国还是远邦，也不管什么人种、地域以及其他名目，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优秀政党的领导下将其彻底击败，赢得独立与解放的关荣。因此，当年的日本、美国不管唱得多好听，既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一丘之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它们得逞。
反观日本便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鹦鹉学舌西方史学，打着“领导亚洲击败西方白人”的旗号对亚洲各国实行残酷侵略与殖民，到今天还沉迷在那套话语里出不来，不肯认罪。——顺便说一句，日本当初是要领导亚洲击败西方白人，在中东至今都是主流观点。
日本法西斯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画（图片来源：网络）
接下来想简单讨论的是，总有朋友问我，你复述的都是阿拉伯精英的观点，那么当地普通民众怎么看？
阿拉伯民众总体上当然是淳朴善良的，但是，没有一个先进的群体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启发，他们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耳濡目染接受西化精英们的观点；二是始终生活在保守传统的观念体系里。大多数都属于后者的情况，或者两种情况参半。实际上，越是底层民众，就越难以接触到生活范围以外的信息。
在普通大众面前，横亘着语言的门槛：阿拉伯语分为标准语和方言，前者类似我们的普通话，而不同地区的方言彼此差异极大，与标准语之间的差异也极大。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掌握标准语，很多底层民众只懂方言，他们根本听不懂半岛之类现代媒体的内容。所以，阿拉伯语的标准语是精英们的工具，仅仅因为语言，就在精英与中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鸿沟。大量仅懂方言的老百姓就只能依赖周围的消息渠道，必然活在信息茧房里——但愿网络上的新媒体能够起到打破茧房的作用。
结果，越是基层的民众就越虔诚，也越保守，对自小掌握的教义没有丝毫怀疑。半岛电视台的一则新闻中，一位加沙老人站在废墟之畔，仰天悲呼多声“阿拉胡阿克巴”，哀怆至极，从那语调里可以听懂他的祈求：“伟大的神啊，你到底是显显灵吧！”我一边无比难过，一边又忍不住着急：既然现实证明你那神这么不好使，怎么就一点想不到它可能根本不存在呢？
然而这就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思想状态，包括很多精英也不例外。半岛阿语官网上有一位记者作家穆罕穆德·阿卜杜哈迪的专栏，专注于巴勒斯坦问题，其中一篇《真主属于你，哈马斯！》称颂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屈，通篇都是宗教性的修辞，既悲愤又热烈。
在现有的世界秩序里，阿拉伯的中下层处于不利位置，饱受折磨，他们也明白，是具体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困境。而现实世界是西方化的世界，西方的强势无处不在，这让他们觉得“现代的东西”就是“西方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有毒”，所以便愈发地退回到传统中去。相比精英，他们更富于反抗精神，但他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就只能以传统宗教的思想作为反抗的基础。
近来，一些中国网民关注到抵抗之弧，觉得那是一群硬骨头，敢打敢拼，不服软。可是，除叙利亚之外，抵抗之弧的成员都以宗教保守主义作为基础。这就是今日阿拉伯世界的困局，或许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困局：向往现代化的精英们信奉西方右翼思想，起身反抗的人们则固守在最保守的宗教传统里，两者都很难有光明的未来。
结果是，外部世界面对阿拉伯人，也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经西方右翼思想俘虏的、认输的精英，要么是顽强的、虔诚信奉保守宗教思想的民众。这就让外部很难施以援手。
由此推测起来，阿拉伯精英们愿意中国“增强其存在”，或许也并非全是受帝国论影响，亦非仅为私利。可能，他们是希望一股全新的力量能够对中东产生催化效果，起到引领作用。媒体上，不断有作者提示同胞学习中国经验，就在去年，阿曼作者胡莱比在《阿曼观察者报》上发表《新生的国际秩序如何向古老中国学习？》，介绍商鞅变法，以商鞅的命运感叹：
“那些意识到改革有多么深刻的人总是用他们的权力来惩罚改革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发展计划不受欢迎的时候，谈论改革发展计划的人很多，而愿意牺牲和促进的人却很少”，“真正的改进需要时间，但如果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做出牺牲，他们将无助于成功实现范式转变。”
由此可见，阿拉伯人在努力清醒，在分析和剖析自身问题，并且有着向他人学习的愿望。
纵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得复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与中国极其不同，目前似乎找不到突破困境的方法。我们习惯把自身投影到别人身上，也是一种盲目和幼稚。
同时也要注意到，正是因为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阿拉伯人才对“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寄以希望，他们渴望倡议带来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为中东创造稳定，帮助人们摆脱贫穷，摆脱传统观念的捁挃，在思想上接受现代化的熏陶。
阿拉伯人深知本地区情况复杂，早在2017年，一位阿拉伯作者穆罕穆德·赛义德在半岛官网上发表《珍珠的串链——中国龙的阿拉伯沙漠之旅》，竟有如此的比喻：
“如果你沉迷于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回视向你，而这正是中国担心的。中国人坚决拒绝把一带一路倡议描绘成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希望避免将其新规划与任何军事层面挂钩，一方面害怕引起美国的恐慌，另一方面害怕卷入中东冲突。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对于中东的各种难题，倾向于采取没有偏向的政策，在巴以冲突和沙特-伊朗冲突上尤其如此，而此举帮助她免于在中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与美国恰成对比。但有若干迹象提示我们，中东的深渊也开始盯入中国的眼睛。”
将生身之地描述为黑洞般的深渊，这简直是自虐心理。然而，这种谬论是“受害者有罪论”，阿拉伯世界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后者才该担负罪责。
更何况，文明悠久、物产丰富、人民聪慧顽强、地理位置重要的阿拉伯世界绝不是深渊，而是一片希望之地。随着西方霸权时代的落幕，阿拉伯人民终将闯离出困境，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