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汪航、凌骏
开业1391天后，某中部省会城市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于今日悄然落幕。
医院一位工作人员向“医学界”介绍，安宁疗护业务将正式从医院主业中剥离，“原先属于养老板块，今后将回归医疗主业”，同时关停的还有医院下属一家没有安宁疗护业务的养老院。
这意味着，在探索运营近4年后，这座城市第一家安宁疗护中心将以关闭告终，中心的13名患者已陆续搬离。一同“歇业”的，还有J主任和他的10名医护团队。
站好最后一班岗
11月30日，J主任像往常一样，七点就赶到了安宁疗护中心。
一个小时后，他要查房、交接、问诊，再和值班护士沟通患者前一晚的情况，但今天又多了一项额外任务——安排病人转运。
今年10月初，经过几轮内部协商后，医院把关停安宁疗护中心的消息告诉了J主任。对此，他表示理解，认为“关停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之前做过一些转型尝试，比如提出了‘整合安宁疗护模式’，将养老服务和安宁疗护、缓和医疗和普通医疗、医疗服务和殡葬服务相结合，通过对患者和家属的整体照顾，来践行安宁疗护的理念，让这一行业能够可持续性发展，也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但现实情况是，医院不可能不考虑经济效益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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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有25张病床，只有他一个医生，外加6名护士和4名护工。
从2018年2月份正式开业起，每一位住进来的老人，收费包括床位、护理和餐饮等项目，“没有涨过一分钱”，这些费用加起来，每月从2900元到5200元不等，涉及到医疗项目则另外收费。“折算下来，一天也就是一百块钱左右。”
上午约九点半，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迎来今日第一位接“病人转院”的家属，这是位重度脑中风患者，衣食起居无法自理，在中心住了近3年。
家属告诉“医学界”：“我们收到转院的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老人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工作人员就像对自己家亲人一样照顾他，后面只能转去养老院，但那里没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只能在生活上管一下他，医疗方面还得再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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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家属不舍，老人自己也用模糊的声音传递着这一消息，“我不去，我不去。”
J主任向他承诺：“你放心吧，我到时候还去看你。”
转运工作并不容易。这些老人大多长期卧床无法活动，四五名护工将老人抬上担架或轮椅，由救护车负责转运出去。J主任全程护送，他希望自己能陪着他们“走完在安宁疗护中心的最后一程。”
上午3小时里，安宁疗护中心共转运出2名患者，他们都直接转运到养老院里。
J主任告诉医学界，安宁疗护中心关停前还住着10名患者。“大部分是癌症终末期病人，前两天陆续转走了3位，今天再转走4位，剩下的3位会继续和家属沟通。”
开展安宁疗护只能亏损？
需要交代的不仅是患者及其家属，还有10名医护人员，也包括J主任自己。
虽然已经61岁，但J主任还不想退休，下一站去哪他还没确定，但他希望“自己能继续从事安宁疗护事业，实现未完成的理想”。
除了转运走的患者，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团队内的护士和护工们。“医护团队3年里很少发生人员变动，没想到这一次就全部要分开了，我今年61岁了，但他们大部分都是80、90后，还需要生活，我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他们。”
虽然国内有一些已经从事安宁疗护工作超过10年的医生先行者，但直到2017年10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出《关于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选定北京市海淀区、吉林省长春市、上海市普陀区、河南省洛阳市和四川省德阳市作为全国第一批安宁疗护工作试点市（区）。
2019年5月，国家卫健委启动了第二批全国试点，上海市和其他省份的71个地市进入第二批试点范围，我国安宁疗护的体系初步形成。
在发展安宁疗护政策已经陆续出台情况下，J主任却没能获得“安宁”。对此，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实践和推广安宁疗护工作的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医生宁晓红连呼可惜。
“太可惜了，本来做的人就很少。”宁晓红医生说，“国家应该在财政上给予支持，这些都是不挣钱的患者，不能让医生管挣钱的事儿，如果国家还没准备好，是不是能有基金会先出来，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是基金会先牵头做，政府后来再接手。”
2018年5月，《中国医学伦理学》上发表的《中国安宁疗护的多元化反思》一文中分析指出，安宁疗护这一事业很难营利。因为中国现行的医疗收费标准是为了治病而设立的，医疗机构的收益主要通过采取具体的治疗措施和用药获得。而安宁疗护的定位是以最少的医疗干预减轻患者的痛苦，最大限度减少技术性医疗手段和药物手段对病人的伤害，同时大量增加人文关怀，这些服务需要付出很高的人工成本，而这些人工成本却很难通过收费得到弥补。因此现行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很难从安宁疗护服务中获得收益，甚至只能亏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成文武主任，也是国内从事安宁疗护的先行者之一。他也无奈的说：“收入少、压力大、技术要求高、归属感低是这一行的通病，但我还在坚持，直到退休。”
